当前，随着美国大选落下帷幕，国际关系格局正缓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回顾特朗普政府四年执政的历程，其围绕"美国优先"这一主要政策诉求，针对中国、欧盟、日本等多个经济体发动贸易战，并以此为施政基点在多个国际协议和组织开展"退群"操作。这种一意孤行、推进单边主义的行为在短短四年之内已经严重影响了一直在不断顺利发展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并给疫情叠加下的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和运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现在，美国总统拜登组建的执政团队已经逐步开始在多方面进行政策回调，这意味着不确定性来源之一的"特朗普因素"正在不断消解。但是，必须认识到，由于特朗普政府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采取了一系列堪称遗毒甚深的错误政策，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面临巨大的经济复苏困难。对于同样深陷疫情之中并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言，美国在疫情中不可遏制的陷落态势为各自的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如何能尽快地走出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这是后特朗普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首要的课题。　　对于处于战略竞争状态同时又有着紧密贸易联系的中美两国而言，经济复苏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两国间一切贸易往来都已经被附着上了浓重的战略色彩，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贸易战即是中美战略竞争在产业层面上的集中体现。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与美国之间已经发生的贸易战属于美国遏制战略中的一环。而从整体上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部战略危机源自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在疫情冲击下中美之间的这种长期战略竞争只会更加激烈，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考虑到美国政治运作模式的特点，在拜登政府度过执政初期的混乱局面后，美国很有可能会在战略层面针对中国采取新的打压策略，其中围绕双边贸易关系做文章显然会成为拜登政府的可能选项。中国目前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是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表明面对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也将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双方在经贸层面的战略竞争态势的持续演变无疑将深刻影响当前及未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本文认为，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是全方位、立体化的，不仅存在于军事安全、地缘政治领域，在经贸关系层面的战略博弈也是双方开展大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有研究欠缺对拜登执政后经贸领域的整体性战略分析。因此，本文依据近年来中美双方之间的经贸往来状况，从对贸易战的回顾总结和趋势分析出发，对两国在美国新政府执政后呈现的战略竞争态势进行梳理，研究作为守成一方的美国自身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短期战略困境，总结中国可能面临的经贸层面的长期战略挑战，进而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回顾及发展趋势分析　　多年来，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维持双方战略稳定的"压舱石"，而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的贸易战则成为了近年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最大挑战。即使在拜登政府取而代之后，两国也需要继续面对从贸易战开始衍生出的全面战略竞争风险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持续影响。　　（一）中美贸易战过程回顾!　　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双方经贸往来中一直在持续扩大，并成为了贸易战的直接导火索。而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既包括中国在中低端价值链上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美国严厉限制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和美国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PI为了扭转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上台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打压政策。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备忘录，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主导进行的"301调查"正式开始。直至2018年3月，USTR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动、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对美国商务形成负担或限制"，进而在4月份公布了加征关税的相关计划，由此揭开了中美全面贸易战的序幕。在2021年美国政权交接完成之际，本文回顾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交锋，然后对照贸易战发展至今的中美贸易现实，可以发现，至少在当前程度上，贸易战不仅不能实现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也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近年的贸易战阻断了两国经贸关系升温的势头，统计结果表明2018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6357.06亿美元，2019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418.2亿美元，下降幅度约为14.77%。另外，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066.3亿美元，与上年相比下降11.3%，占美国出口总额的6.5%，下降0.7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522.4亿美元，下降16.2%，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1%，下降3.1个百分点。这表明贸易战的确在短时间内使两国贸易规模迅速减少。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本文发现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久。在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冲击的2020年，依据中方的统计，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其中中国对美出口3.13万亿元，增长8.4%，自美进口9318.7亿元，增长10.1%。从出口商品看，中国全年对美出口机电产品1.92万亿元，增长9%，占同期对美出口总值的61.4%。其中，出口笔记本电脑、手机分别增长23.4%和4.6%。同期，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9.8%，出口医药材及药品增长30.7%。进口方面，2020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1627.4亿元，增长了66.9%，其中进口大豆、猪肉、棉花、原油分别增长了56.3%、223.8%、121.7%和88%。此外，进口汽车600.1亿元，下降4.1%。　　上述这些经济运行的实际数据表明了中美贸易战对两国经贸往来带来的影响是短暂的。另外，奥莉薇•珍妮（Olivier Jeanne）和孙政元（Jeongwon Son）的理论研究也表明，通过进出口国汇率的适应性调整可以抵消掉贸易战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因此，对这几年来一系列中美贸易相关数据梳理，可以明确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战越来越接近成为一场闹剧，其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特朗普政府面对崛起大国的慌乱，这体现了守成大国面对新兴大国的战略性焦虑。　　（二）中美贸易战的战略底色及发展趋势分析　　当从宏观的经济贸易发展历史维度来回顾始自2018年3月份的中美贸易战时，可以发现，现存的贸易逆差问题仅仅是此次贸易战的表层原因，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具有明显的大国竞争的战略底色。从这一层面看，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措施在战略层面都是为了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稳固。而作为21世纪以来国力飞速增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然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挑战者。不过，与前一个位列世界第二的国家日本相比，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增加了意识形态层面的纠葛。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的一系列措施体现了美国精英阶层认知的转变，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再维持彼此之间互相遮掩的嗳昧，而是转向真正的直接竞争。在过去几年的交锋中，美国一直扮演着战略博弈中的进攻者角色∶一方面在两国经济交往的实务层面发动贸易战，严格限制经贸往来和人员交往;另一方面对两国共处的贸易规则体系进行破坏和改造，企图凭借自身霸权地位来强制重塑当前的贸易制度框架。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末期，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在面临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反弹。根据美国商务部2020年9月公布的数据，美国该年7月的贸易逆差飙升18.9%，至636亿美元，达到自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增长11.5%，至316亿美元。而从全年数据来看，美国在2020年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下降约169.7亿美元，降幅约3.71%。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增长180.2亿美元，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额略有增长，中美贸易逆差呈下降趋势。但从整体上看，202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6787亿美元，升至12年来的最高水平。显然，美国的贸易战攻势远未能达到特朗普政府的预期。　　面对这一结果，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是否还有可能持续?这是拜登政府执政后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拜登执政两个月的情况来看，显然新政府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处理特朗普的这份特殊政治遗产。通过考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21年3月2日公布的2021年贸易议程报告和2020年年度报告可以发现，这份报告虽然明确提出要全面审议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并将中国视为需要特殊应对的国家，但显然目前忙于内政事务的拜登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提供系统性的全面对华贸易战略。真正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新政府将延续前任政府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强硬态度。而从美国候任贸易代表戴琦的表态来看，贸易战作为具体的战略执行策略在中美之间还存在延续的可能。　　但本文认为，贸易战这种形式将不会在中美的全面战略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之前贸易战的结果来看，美国缺乏继续以关税作为主导工具的利益动机。贸易战的持续性伤害是现在处于经济艰难阶段的美国不愿意承受的。二是从国内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需要在执政阶段对支持其的利益集团传递明确的"反特朗普"信号，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因此，总体而言，在未来一段时期的中美经贸竞争中，贸易战将失去在特朗普时期的主导策略地位，其更有可能会与其他政策工具一起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同时，短期内贸易战也不会彻底终结，因为拜登政府还需要靠贸易战维系强硬态度来安抚美国国内中下层对贸易全球化的不满情绪。　　拜登时期中美战略竞争短期变化的态势分析　　无论从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视角，还是从国际社会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主流诉求，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够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无疑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持久稳定与繁荣。然而，由于美国精英阶层的冷战思维沉渣泛起，中国在后特朗普时代可能将要承受更为激烈的战略竞争压力。本文侧重从双边经贸关系视角出发对两国目前各自面临的战略竞争态势进行分析，考察各自的战略优势，并着重分析双方面临的战略困境。　　（一）全面战略竞争中的中国∶疫情复苏良好与战略准备先天不足　　对于在主要经济体中较早进入后疫情阶段的中国而言，当前的战略环境相较于疫情初期已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回顾2020年，中国的疫情防控成果及经济恢复表现都处于世界前列。比如在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0.7%，增速实现由负转正。而从全年来看，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2.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了经济正增长。另外，世界银行在2021年1月5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有望回升至7.9%。PI在对外贸易方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9%。这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部战略危机的定力和底气。另一方面，随着疫情溯源工作的深入展开，越来越多有利于中国的科学证据被挖掘出来。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抗疫不力的事实伴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客观声音正在不断消解着西方借由疫情攻击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合法性。这种在舆论争端、意识形态冲突及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暂时性反转给中国创造了一丝的喘息之机。但是，从中美关系发展大势来看，"中国威胁"已经成为支持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是美国整个国家应对国内政治失调、实现两党政治共识再次凝聚的最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美国政治权力更迭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只能是短期的态势变化，不会影响两国处于全面战略竞争状态这一长期战略走向。当前，面对拜登胜选带来的美国对华战略在短期内可能的加速变化，中国在战略准备的很多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其一，在前沿科技竞争方面，现有一些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这些领域要想取得真正的科技优势既需要稳定的科研投入，还需要有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市场。而目前中国处于领先位置的5G技术在市场上因为美国政治霸权的介入而需要面对被海外主要发达国家市场拒之门外的风险。其他的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方面，相较于美国而言，中国目前更多的优势主要来源于技术应用领域，其本质上是后发优势，在基础理论、数据处理、核心设备、人才储备等方面与拥有科技霸权的美国还有较大差距。显然，在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依然处于被美国不同程度打压封锁的状况下，TrustWallet官网下载中国想要在短期内通过科技发展来弥补战略劣势的难度非常大， TrustWallet官网下载这些领域会成为美国在经贸层面进行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　　其二，在战略产业竞争层面，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这些方面还处于尽力追赶的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产业都是《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明确要求大力发展的领域，该行动纲领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攻击重点。拜登执政后，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表明拜登政府正在寻求达成更广泛层次的共识，其目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之外，为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领域的优势地位消除障碍。显然，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制造业升级的目标。因此，可以预见，中美两国未来在战略产业竞争上会更为激烈。　　其三，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当前中国可以在数字货币技术方面加快探索，争取能够获得技术优势。但是应该清楚，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显然不能只考虑技术因素，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进出口贸易规模、金融业发展水平、货币稳定性和收益性、政治稳定程度和军事实力、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中美两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更有可能会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干扰，这是因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会直接冲击美国的金融霸权。而在新冠危机不断持续的情况下，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很有可能会与疫情后的经济衰退周期重合，这样一来，货币国际化中诸如汇率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货币外流与回收问题等弊端都会被放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其推进进程在未来一定时期会受到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　　另外，作为与贸易竞争密切相关的军事安全领域中国也面临着战略竞争压力不断加强的风险。在军事实力发展方面，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近年来在海陆空三军制度建设、关键装备研发等方面进展较快，具备了较强的由美国智库所定义的反介入能力。但是，从军队建设的基本规律来看，与美国三军相比，中国军队步入现代化战争的时间较短，信息化作战能力还有待提升，在关键装备的使用及开展局部战争等方面欠缺经验，这些都是中国军队在面对美国军事霸权时的显著劣势。对于拜登政府而言，蔓延不止的疫情与持续下滑的贸易之间紧密交织的现状是其开启中美竞争新阶段之时需要面对的重大战略环境。其要实现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目标，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最大能量的回应，因为长期的战略僵持所带来的成本不是美国社会能够承受的。与苏联不同，中国的战略维持能力更强，长期的消耗策略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排除其在特殊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将军事手段放入中美战略竞争的策略集合之中。　　所以，在拜登执政时期，中国的战略准备必须是全方位的，应围绕经贸发展在科技、产业、金融、军事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的策略构建，这样才能尽快弥补在战略准备上的先天不足。　　（二）全面战略竞争中的美国∶疫情蔓延与经济衰退交织下的撕裂现状　　面对中国上述战略准备上的不足，美国新一届政府除了对特朗普时代的政策措施进行纠偏外，势必会在战略意图上出现变化，并进而调整战略方针。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拜登新政府的一系列可能的战略意图的顺利实现既需要大量时间，也需要美国自身做好战略准备。目前，美国在疫情蔓延下存在的诸多限制战略实施的不利因素将有可能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创造短期的平和局面。本文认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在短期内给中国带来宝贵的发展时机。通过考量中美双方当前面临的内政外交形势，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美国面临的战略竞争困境，进而探讨中美两国战略竞争态势短期变化的原因。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系统性危机将迫使美国新政府更为聚焦内政问题。　　对于美国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21世纪以来其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由于特朗普政府应对失当，疫情的影响已经扩散至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美国当前国家内部治理体系框架造成巨大冲击，使得美国一直以来标榜的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遭受国内外空前质疑。美国自由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合法性未能在疫情中经受住检验。　　面对国内疫情的持续扩散，拜登新政府需要集中更多精力来解决内部治理体系失能问题，并借此挽回国际声誉。首要的工作是阻止疫情的持续蔓延。新冠肺炎本身的高传染性再结合国内一直以来的不成体系的隔离措施，共同导致了美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一度冠绝全球。高效整合国内医疗资源、构建统一的防疫制度体系将是拜登政府成功防疫的关键。但从美国的国民性特质、行政体制特点等角度来看，实现全民防疫的集体行动显然比较困难。在执政的初始阶段，拜登宣布了一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战略，并签署多项与抗疫相关的行政命令。其中，国家战略涉及重建民众信任、推进疫苗接种计划、实施比较严格的"口罩令"、增加检测量、提高治疗能力和增加医护人员等内容;在行政命令上推行了"百日口罩令"等。但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显然这些指令性的政策并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比如得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就取消了口罩禁令。可以肯定的是，虽然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在美国持续铺开，但鉴于美国国内外的形势，拜登政府还需要在内政问题上持续投入更多的精力。　　第二，可预见的经济衰退前景将考验美国新政府领导本国及全球经济复苏的能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欧盟、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持续蔓延势必会影响未来几年的全球经济走势。经合组织（OECD）在2020年12月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表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2%。报告认为，未来新冠肺炎疫苗的投入使用，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加快恢复，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推动世界经济复苏。1I而该组织在2021年2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OECD成员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滑4.9%，是全体成员国自1962年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国经济下滑3.5%，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经济分别下滑8.2%、8.9%和9.9%。这份调查报告的数据还显示，OECD成员国的整体经济在2020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仅为0.7%。除OECD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复苏前景进行了预测分析。IMF在2021年4月份对中美两国在2021-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PI如同OECD一样，其在分析报告中也同样强调了中国的重要作用。鉴于中美两国在当前疫情中所处的不同形势，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当前的恢复状态还是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相对于美国在全球经济周期下行危机中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因此，对于深陷疫情而又迫切需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美国而言，未来一段时期在竞争中能够成功捍卫和巩固经济霸权的关键取决于其能否在现有经济形势下展现足够的领导力。为此拜登新政府需要首先解决自身的经济衰退问题。而依据美联储发布的经济前景预期，2021年和2022年美国失业率将分别维持在6.5%和5.5%的高位。4在这样的不容乐观的形势下，后疫情时期的确可能会像美国相关官员预测的一样，至少在短期内会出现中国填补美国的领导空缺和权力真空的情况，"这就需要拜登新政府在与中国的战略博弈中进行审慎考量，不能贸然行动。目前，拜登政府提出的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已经走完了投票流程。这一纾困方案的通过将为全球市场带来债务风险，并会持续阻碍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增长，这种具有显著负外部性的刺激方案显然不利于美国恢复其在全球经济体中的领导力。由此可见，拜登政府目前陷入了拯救经济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其依赖于美元霸权地位来进行损人利己的财政刺激行为，通过向世界转嫁危机来缓解自身经济困境，以尽快恢复实力与中国展开竞争;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又势必会持续损害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进而不断地侵蚀美元的货币地位，从长期来看会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第三，严重的政治极化增加美国新政府修复国内政治生态、提升对华战略一致性的难度。　　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对于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极化问题而言是个标志性事件。P特朗普政府的成功掌权意味着其背后所代表的在全球化浪潮中失落的中下层白人不再满足精英阶层多年以来一直灌输的政治叙事，而是化身为极端民粹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来直接选择自己的代言人。显然，这一选择加剧了美国内部的政治分裂态势，他们所呼唤的激进直接的针对少数族裔、外来移民、崛起大国的政治行动让美国过去几年以来一直处于以意识形态为纲的非正常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及弗洛伊德事件如同导火索一样引爆了各方的利益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新政府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抛开具体的选举策略来看，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特朗普政府虽然是保守派白人的代言人，但其在执政期间具体的政绩乏善可陈，在疫情应对、制造业回流、种族融合等问题上频频失策，无法获得底层更进一步的支持。二是在非法移民、种族歧视等方面的争议性执政方式使其几乎永久失去了少数族裔和中间层选民的支持。同时，面对这种情况，特朗普政府也没有表现出凝聚政治共识的能力和意愿，这使其被迫只能通过推特这种最广泛的、没有中间代言人的社交平台来向选民直接喊话。但是，从长远来看，要清楚地认识到，特朗普虽然大选失利，但其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将长期以来积压的种种社会矛盾全部摆到了美国社会和民主党建制派眼前。在这种夹杂着意识形态斗争和价值观分裂的政治极化现象面前，虽然当前针对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但拜登新政府还必须要让处于极化状态的美国社会各阶层都能认识到与中国竞争的必要性，其必须要通过强化中国的敌人形象来加速整合各方利益团体，这是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都未能完成的。政治极化的加剧还可能会带来否决政体和激进政治，这些问题都将是拜登新政府提升对华战略一致性的重大阻碍。而根据美国蒙莫斯大学在3月初的民意调查结果，拜登在执政仅一个月后的不支持率从30%上升到了42%。虽然不能仅仅据此就判断拜登整个四年执政时期的成果走向，但显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执政初期其所组建的建制派政府就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政治博弈态势，这使其在团结国内政治力量、协调对华战略方面面临着较大困难。　　第四，近年来，西方内部同盟体系裂痕加深亟需美国新政府进行关系协调。拜登新政府在美国国家实力受损、国际声誉下降的情况下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就必须要建立统一战线。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四年以来，美国主导的一系列涉及欧洲、亚洲多个国家的同盟关系正在动摇，美国的很多同盟国很难再完全遵从美国利益至上的现有秩序。这些同盟国在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不得不被迫妥协和牺牲自身利益来迎合美国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其所能得到的回报包括经济、技术、国防等方面的分享。但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优先"政策将美国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推到了极端状态，这些同盟国所能获得的利益不能超过其用来压制国内反美、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所付出的代价，这为盟国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拜登组建的建制派执政团队接下来在协调盟友关系、构建对华攻守同盟方面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全方位提升动摇了当前的权力格局，美国一些传统同盟国被迫对中国产生利益依赖。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使得同盟国在参与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时会承受更大的利益损失风险，其会越来越害怕受到两大国竞争的牵连，进而导致结盟本身的吸引力会下降。与此同时这将意味着美国为巩固有所松动的盟友关系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二是面对来自中国切实的战略威胁，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本能使其更加需要确认同盟国的忠诚度，这种寻求忠心的筛选过程伴随的是信任关系的衰减。拜登新政府如果放弃对中国的"冷战叙事"则需要让渡更多的利益吸引法国、德国等外围盟友参与对华竞争，如果不放弃冷战思维则只能尽力维系"五眼联盟"这样的亲密盟友情报组织，而无法获得其他盟友的更多认同。同时，"五眼联盟"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也会加深成员国与其他盟友的不信任感。P2I因此，为实现对华战略的一致性，拜登新政府不仅需要消除特朗普孤立主义思想的遗毒，还需要构建新的对华战略叙事才能进一步凝聚共识，形成对华战略竞争的合力。从拜登政府执政初期的动作来看，其目前主要采取的策略有两方面。一是在尚未与欧盟达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略时，首先通过联合欧盟共同制裁俄罗斯来重新建立双方的默契;二是在与欧盟的直接利益冲突方面进行妥协让步。比如近期双方已经就持续16年的波音和空客补贴争端达成了休战协议，这为双方接下来的合作开创了一定程度的良性空间。但双方在之前累积的矛盾还比较多，例如北溪二号之类的敏感项目未来也会为美欧同盟关系的发展带来隐忧。　　总体而言，通过对中美双方战略竞争态势的分析，尤其是对当前两国面临的战略困境的考察，可以简要勾勒出双方未来的博弈脉络，即在拜登执政的四年时间内中美的战略竞争会保持在一个整体以战略僵持及试探为主，局部会出现战略对峙的状态下。双方目前都面临较为紧迫严重的内外部问题，尤其是在经贸关系领域。结合拜登近期的表态，其沿用上任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思路比较明显。但与特朗普不同，拜登更强调通过多边主义机制来构建立体化的对华经贸竞争战略，因此，中国在经贸领域面临的战略挑战相比特朗普时期将是全方位和复杂多变的。　　拜登时期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拜登及其贸易领域幕僚在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无论贸易战在其执政期间是否会继续，中美在经济领域持续性竞争的大势都不会改变。但在具体的战略执行上，拜登政府会与前任政府在对华策略风格上出现差别。结合当前拜登政府宣布的首批内阁名单来看，民主党建制派的回归趋势已经十分明朗。从以往民主党对华战略的一贯作风来看，与特朗普政府直接开展贸易战的强硬激进、直白粗粝的风格不同，民主党更倾向于对中国进行合作与斗争并举的系统性接触、竞争与遏制。而从中国视角来看，中国在当前中美的大国战略竞争中还处于防御阶段。面对美国政治权力交接带来的短期对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战略目标和需求来对未来可能的挑战进行分析研判。具体而言，结合拜登政府在正式掌权后的一系列经贸领域的制度调整，本文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关系的权力建构层面，来自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修复与重建。　　美国与中国开展经贸领域的战略竞争需要借助"美国权力"进行秩序重建来获得政治同盟的支持，11因此拜登政府急需对上任政府执政期间遭受一定程度破坏的"美国秩序"进行修补。通过观察民主党提出的新版党纲，本文总结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采取和即将采取的行动会包括两方面。一是修复盟友关系，强化战略同盟。P以"五眼联盟"为核心的包含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西方联合体会逐渐形成，这一联合体将寻求在对华政策上实现集体行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在高新前沿科技和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而在拜登政府执政的两个多月，可以很明显看到，无论是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还是慕尼黑安全特别会议，再到3月底与二十七国的线上会议，美国在与欧洲之间的紧密互动中都既包含着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必然动作，也包含着构建对华战略同盟的鲜明意图。二是回归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并围绕对华战略进行新探索。拜登政府已经宣布回归世界卫生组织、重返《巴黎协定》，并提出要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另外，包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都有可能重新被批准和加入，这符合民主党追求意识形态高地的传统。总之，拜登政府目前已经开始了在多个领域的秩序重建工作，其最终目的是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对华战略同盟，这将给中国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第二，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组织运行层面，来自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美国领导角色的回归。　　从拜登政府目前在贸易政策上的动作来看，未来中国在各类经济组织或贸易协议中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其一，拜登政府有可能会选择重新启动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法庭法官的遴选进程来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从2017年开始的抵制使得上诉法官遴选陷入僵局，令WTO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事实上，从美国在WTO上诉胜率来看，启动这一机制可以为拜登提供更多针对中国贸易的合法性工具。中国需要面对来自国际经济组织层面的制度压力。其二，除了WTO这样的国际经济治理基础制度组织之外，拜登还可能会寻求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贸易协定中获得领导地位，进而修改与自身经济利益有冲突的协议规则，并针对中国进行战略调整。虽然当前版本的CPTPP降低了中国的接受难度，P但是必须考虑美国重新加入的可能性。对于拜登的民主党政府而言，重新加入并主导改革当前的CPTPP、TTIP，显然对其维护美国经济霸权、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中国需要对美国加入带来的协议条款的变化做好充分应对。其三，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而言，随着像CPTPP这样更高标准的贸易协议的不断出台，中国的对外贸易会受到更多来自非市场经济的约束和惩罚。比如涉及国企和民企市场地位的竞争中性原则、政府采购向外企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等方面，这些要求显然会倒逼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可能有利于美国资本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进一步开放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第三，在国际合作发展战略的建设与实施层面，来自美国对中国主导或参与的一系列经贸协定的制约或破坏。　　从奥巴马到拜登的三届美国政府角度来看，中国追求自身发展所形成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方案都是对美国自身领导力和全球霸权的侵蚀。在中美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的当下，中国的这些战略在建设和实施层面都会遭到来自美国新任政府的强烈抵制。其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上中国将面临更多的地缘政治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内陆国家经济的增长将会对海洋贸易产生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扩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将涉及多元化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资源问题，以及与欧盟、俄罗斯等主要利益攸关方地缘政治关系等，这将是对中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大挑战。其二，由中国发挥引领作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实施和发展前景上面临美国的正面挑战。RCEP的签署意味着美国在东盟的影响力出现明显的下降。拜登在尚未就职之前曾表态美国需要与盟友磋商并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无论是否最终会加入这一协定，美国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对东盟十国及日澳新等国家施加战略压力来干扰协议的正常运作是可以预期的行动。　　第四，在国际贸易交易与贸易保护的重要环节中，来自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而实施的科技限制。　　科技霸权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基石。通过利用知识产权争端来打击中国科技发展计划即是美国上届政府单方面发动贸易战的重要目的之一。从拜登本人在1月份的一系列谈话内容来看，其暂时还不想放弃特朗普在贸易战中获得的部分红利，比如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诸多限制政策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拜登在数次表态中还着重强调了中国对美国技术存在恶意使用问题等。目前，虽然拜登政府还未形成知识产权层面的针对中国的整体策略，但与特朗普政府的态度不会出现太大差异。除了宏观战略方向外，在具体的执行层面，拜登提名的贸易代表在近期表示将利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设置的磋商程序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因此，本文认为，在具体的执行层面美国现任政府的一般策略还不会超出协议范围，中方在知识产权争端初期是可以有一定的应对预案，但仍然会存在拜登政府跳出协议来寻求多边制裁手段的可能性。　　中国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美国战略竞争的应对策略　　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战略竞争态势深受各自经济复苏情况的影响。从中国方面看，不错的经济表现为进入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开展针对性的战略制定与实施工作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根据海关的统计，无论是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还是对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表现，中国都呈现了非常乐观的形势。从全年的表现来看，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同比增长4%;进口14.23万亿元，同比下降0.7%;贸易顺差3.7万亿元，同比增加27.4%。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在艰难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1I而从2021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2%，其中对东盟、欧盟、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增长分别为26.1%、36.4%、61.3%和20.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21.4%、22.9%。这些详尽数据都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具备充足的反弹基础，这为良好应对美国战略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本文认为，应该在现有国内外疫情发展与经贸往来相互交织的形势下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积极主动地开展战略应对。具体而言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基于现有国际秩序探索适应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的全球治理方案。　　当前，在美国两党形成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中，围绕中美两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与利益得失的战略判断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政府坚持主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力量结构，而拜登政府目前的表态表明其更愿意在现有秩序中与中国开展竞争。PI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抓住美国战略焦点转变的时机，在寻求最大利益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对美竞争战略。首先，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多边主义，借助中国贸易地位寻求广泛的战略支持。要避免苏联式的秩序对抗思维，以经贸关系为基础探索贸易伙伴在现行经济治理体系下的共同利益，为对抗美国可能的限制干扰行为提供行动基础。其次，应该着力行使在各个国际贸易基础设施中的权利，推动现行经济组织的制度变革，并坚持发展中国家站位，为构建更公平的贸易运行环境做出贡献。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和改革者的身份更有利于当前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而通过发挥建设性的力量来提出系统的全球治理的改良方案可以为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支持。　　第二，立足"十四五"规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尽快启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抗压试验。　　无论是借助WTO这样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设施来操纵贸易争端，还是利用地缘政治力量来干扰RCEP运作，美国带来的国际贸易的组织制度层面的战略压力在过去数十年的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历程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在拜登政府短期内无法完全从内政抽身的情况下，这种战略压力的常态化回归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可以进行特定范围制度试验，并进一步倒逼内部改革的机会。具体而言，首先，立足"十四五"规划要求，尽快完善新发展阶段下的政府干预规制。在当前面临较大战略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便捷的营商环境。同时，应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升市场准入政策透明度，优化政府服务。其次，面对来自更高标准贸易协议的要求，中国需要加快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要借助自贸区进行制度试验，对外资准入、跨境服务贸易、劳工权利、政府采购等当前还难以完全接受的规则进行渐进式的探索，以尽快完成接入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制度准备。　　第三，统筹国内与国外战略资源，处理好"一带一路"倡议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相互促进的落实与规范。　　构建对美战略竞争的整体方案需要充分调动和整合现有国际国内战略资源，而"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有效结合可以为中国创造最大的战略空间。一方面，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进而为各国分享全球化的中国红利提供更多机会是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这就需要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间经济协作与制度对接，提升价值链层次，最终能够为中国构建应对美国经济封锁压制的"护城河"。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深陷疫情冲击中的沿线国家提供难得的经济支持，并借助这一倡议的全面铺开来加深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进而为中国在现行秩序下对抗美国的强力竞争提供更有力的战略支持。在具体的执行层面，首先应该立足更加开放的国际循环大格局，在经济政策沟通、基础设施对接、贸易关系构建和金融资本流通等方面深化制度合作，以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为主线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定制式的贸易方案。其次，基于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目的加强进口贸易，并在经贸交易中推动人民币进入沿线国家的支付货币市场，最终构建以中国市场为需求核心、以人民币支付为交易基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循环体系，1为中国的对美竞争提供坚实的战略保障。　　第四，优化科技创新布局与环境条件，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市场中的科技创新主体提供制度激励。　　在中美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后，科技压制是美国对中国开展战略施压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实现科技领域的突破成为中国目前摆脱战略困境的核心路径。长期以来，限于经济发展规律和自身条件，中国在传统产业的技术累积中一直面临着困难，比如在很多基础工业领域中，高档数控机床、高档仪器装备、关键基础材料、高端医疗仪器设备、高端医用试剂等关键部分都严重依赖进口。这些困难的存在使中国在面临美国的科技制裁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美国在具体的战略执行层面，通常会借助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在各类经济组织中针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以此来维系其科技霸权。当前，推动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一系列技术创新迫切需要得到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只有积极构建能适应现代科技创新需求、能满足国际技术贸易规则的知识产权制度才能使中国从容应对愈演愈烈的知识产权冲突。具体而言，首先，在区分对美战略竞争中科技需求的短期战略和长期战略的基础上优化科技创新布局和环境条件。对于短期战略涉及的科技领域需要尽快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缩短科技创新的突破时间，为战略竞争赢得更多主动权。对于长期战略涉及的领域需要强化国家决策的主导地位来进行创新生态建设。其次，在制度层面，应该加快完善适应基础科学发展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并加大对高新领域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结合不同科技门类的产业化特点来制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同时在执行层面要构建一体化的知识产权的裁决尺度，摒弃地方保护主义，简化知识产权诉讼程序，确立创新主体的诚信体系，最终实现对科研环境的彻底改造。　　（《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3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佟家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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